摘要

文昌帝君信仰與梓潼帝君信仰來源有異：前者為星神，後者為蛇神或樹神。兩種信仰在南宋初合流，其中的作手是四川地區的鸞生。合流之後的文昌∕梓潼帝君的神格，也隨之增加，梓潼帝君也成為全國百姓膜拜的神明。元明之後，佛教思想灌入其中，更增加了文昌∕梓潼帝君的屬性，從原有的「司命」、「司祿」之外，又增加了「救苦」、「救劫」「教化」的神格。 
歷史悠久的文昌帝君信仰隨著墾民，於清初傳到台灣，然後沿著開墾的順序，自南往北再往東傳播。台灣的文昌信仰自始就與文廟和書院結合在一起，兼具神聖和教化功能。

文昌帝君信仰傳到台灣不久，就有「本土化」的現象，時間不會早於康熙末年，不會晚於嘉慶道光年間。此「本土化」的現象是透過神格的擴散與重組而完成，具體的表徵是從單一的文昌帝君信仰轉變為「五文昌」的崇祀。「五文昌」的內在結構如同「五恩主」、「五水仙」一樣，都由屬性相同的神明構成。文昌帝君信仰在台灣的「本土化」的現象，也表現在文昌信仰與恩主公信仰的交融，這種現象在台灣的鸞堂尤其明顯。

日據時代的文昌信仰，雖經「整理」或破壞，卻能倖存下來，此中最大原因在於信徒對於文昌帝君的堅信。台灣光復之後，文昌帝君信仰分成兩大系統，一是舊有的文昌祠的恢復，一是新建的文昌宮。前者已失去原來的教化功能，但保留了神聖功能；後者則以神明之靈驗來吸引信徒，文昌帝君的神聖性格和功能性格，十分明顯。

在中國大陸和台灣，都有因文昌信仰而產生的聚會，中國大陸有仕紳為主的「文昌勝會」和庶民性格的「文昌大洞經會」。相對於此，台灣有文人組成的「聚奎社」和庶民為主的「讀經會」。「文昌勝會」「聚奎社」與「文昌大洞經會」、「讀經會」剛好代表了文昌∕梓潼信仰的兩個面向。

關鍵詞：文昌帝君、梓潼帝君、民間信仰、本土化、五文昌

目錄

1. 前言
2. 文昌信仰∕梓潼信仰的異源與合流
3. 文昌∕梓潼信仰的傳入台灣
4. 從文昌帝君到五文昌──一個「本土化」的過程
5. 文昌帝君的祭祀與會社
6. 結論